穩定繁榮新時代？噤聲自危肅殺氣！

國安法之下 犯罪界限被重新劃分 恐懼蔓延

（綜合報導）中國通過了港區國安法僅數小時後，一艘載著「賀國安立法」紅色巨幅標語的駁船從香港著名的維多利亞港駛過。警方現在打出一個紫色警告旗，告知抗議者，他們的口號可能構成犯罪。在香港各處的主要道路上，霓虹燈色的旗幟像士兵那樣直立路旁，歌頌著一個穩定繁榮新時代的到來。

近日來，隨著中國慶祝上週二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勝利，曾經走上香港街頭抗議的反抗人群基本已不再發聲。支持民主的店鋪牆上曾經貼滿的便利貼消失了，突然擔心起上面的文字的業主們將其取了下來。父母們在私下討論要不要禁止他們的子女唱一首流行的抗議歌曲，活動人士則想出了用隱秘方式來表達如今屬於危險想法的手段。

香港似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明顯的、來自內心的變化，香港的700多萬民眾需要揣摩國安法對他們的生活意味著什麼。香港獨特的政治活動和（有時公然針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言論自由文化，似乎岌岌可危。

對於一些曾為去年動亂的兇猛程度感到擔心的人來說，國安法帶來了寬慰和樂觀心情，因為抗議活動有時曾把購物中心、居住區和大學校園變成煙霧瀰漫的戰場。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國安法標誌著一個充滿恐懼和不確定性的新時代的到來，這些人曾希望去年不顧一切的抗議活動會有助於保護他們長久以來珍視的自由。「這裡是家，」坐在自己經營的咖啡館裡的謝銘（音）說。他的咖啡館曾大聲支持抗議者。「但我覺得這個地方不再愛我們了。」

在好幾個月裡，謝先生對家鄉的愛展現在他位於工薪階層社區北角的咖啡館裡。收銀台上的燕麥奶盒前豎著印有抗議美術作品的明信片。牆上掛著一張譴責警察向兩名示威學生開槍的海報。甚至在反對抗議活動的人去年秋天威脅要搗毀這家咖啡店之後，那些飾物仍留在那裡。

但上週四，34歲的謝先生取下了這些東西。新聞報導稱，警察已訊問了幾家掛有類似抗議宣傳品的餐廳老闆。國安法把「顛覆」政府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警方說，這個罪行包括言論，比如政治口號。

謝先生的櫃檯上只留下了一隻戴著黃色安全帽的塑料小恐龍。與警察戰鬥的抗議者曾戴過這種價格不貴但很結實的頭盔，這已成為他們敢打敢拼的勇氣的象徵。「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如此敏感，」謝先生說。「這只不過是個戴在塑料恐龍頭上的頭盔而已。」他停下來想了想後又說：「的確，所有的東西都很敏感。」

上週五，當局以恐怖主義和煽動分裂的罪名起訴了一名24歲的男子，他是根據新法律被起訴的第一人，犯罪的界限已被重新劃定這點變得十分清楚了。這名男子上週三曾騎著后座上掛有「光復香港」旗幟的摩托車沖向一群警察，上週三是香港主權從英國回歸中國的週年紀念日。

多年來，這個紀念日會引發大規模的民主集會。但今年的集會被禁止。香港各地只發生了零星抗議活動，警察全力出動，逮捕了數百人。有10人（包括一名15歲少女）被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國安法中一項定義模糊的罪行；有些人只不過是揮舞了印有從未明確宣布為非法口號的旗幟。

上週四，數十名親屬和社會工作者在北角的一個警署外等候，那裡關押著100多名被捕者。這種守夜活動已經成為抗議者親屬的一種儀式。

但這次的感覺更危險，因為根據國安法，最嚴重的罪行將被處以無期徒刑。一位中國官員上週三說，國安法就像是一柄懸在想當麻煩製造者的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警方逮捕了那10名涉嫌煽動顛覆的人之後，採集了他們的DNA樣本，還搜查了他們的住所。對那些只因持有小冊子而被控的人採取這些措施似乎有些過分，為其中數人提供幫助的律師彭皓昕說。「應該只使用必要的權力，法律本該是這樣，」她說。

上週四中午過後不久，民主派活動人士譚得志在被拘留了一夜之後從警署走出來。譚得志在警署裡遇到一名年輕男子。該男子說，警察在他的包裡發現了一個上面寫著「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橫幅後，把他抓了進來。譚得志說，那名男子靠在他的肩膀上哭。

香港政府堅稱言論自由沒有受到威脅。但上週六，香港公共圖書館系統表示，幾位著名活動人士的著作已不再能借出，官員們正在審查這些書是否違反國安法。審查甚至已悄悄地進入了私人家庭。

去年6月，凱蒂·林(Katie Lam)曾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參加了一個大型集會。她的大兒子戴了一頂寫著「香港人」的帽子，舉著一塊手寫的「別向我們開槍」的牌子。林女士是一名數據分析師。現在，她對兒子在家裡說什麼感到焦慮。一個兒子將在兩周後有個生日聚會，林女士正在考慮是否應該把放在鋼琴上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藏起來。政府說，這個口號可能會被認視為顛覆性。兩個兒子都喜歡唱《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抗議運動的非正式主題歌。她擔心鄰居會聽見。「儘管我們都知道總會有這一天，」她在談到中央政府的干預時說，「但這仍很痛苦。」但中央政府的做法在香港的某些角落受到了歡迎。

香港接連遭受了動亂的打擊和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使得這裡的購物中心空無一人，航班停飛，經濟元氣大傷。國安法不管多麼不受歡迎，它似乎有望結束長達數月的抗議僵局。

10年前，正是香港的繁榮和與世界的連接吸引了現年33歲的哈利·何(Harry He)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他獲得了金融工程碩士學位，並愛上了自己的第二故鄉：這裡有高效的公共交通和高標準的食品安全。他結了婚，找到了一份保險代理工作，買了一套房子，還生了個女兒。這種安靜生活去年被打破了。他說，有一次，他和朋友們在一家餐廳吃飯時，蒙面抗議者砸毀了附近一家壽司店，因為那家店的老闆被視為親北京。他在大陸的客戶開始避開香港。何先生說，他一開始是支持抗議者的。但他不久開始確信，當局需要恢復穩定，而國安法能做到這一點。「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暴力，」他在自己位於尖沙咀的辦公樓裡接受採訪時說，尖沙咀是一個奢侈品購物區，抗議活動期間這裡發生過街戰。「我只是希望香港像以前一樣繁榮發展。」

儘管如此，就連一些支持穩定的人也想知道穩定的代價是什麼。在香港的身份認同中居於核心地位的除了自由資本主義，還有其引以為傲，甚至是竊喜的直言不諱。在香港最繁忙的購物區，路邊經常有很多宣傳相互對立的政治信息的攤點。擠在高地價商業空間的小書店裡兜售著在大陸被禁的書籍。

最近剛從大學畢業的22歲的徐喆說，有必要通過國安法來解決一些抗議者的「恐怖主義」行為。去年11月的一場衝突讓他震驚，當時一些示威者將汽油倒在一名批評他們的男子身上，然後將他點燃。
但徐澤也擔心國安法會被用來壓制異議，包括言論。徐澤來香港讀大學前在大陸長大，他在國內從未有過參加抗議活動的機會。去年，他參加了自己的第一次示威，一個反對暴力的小型集會。
他說，如果香港人失去了抗議的權利，「那就會非常非常遺憾。」

很少有人比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何曉清更了解抗議的代價。二十多年來，何曉清一直在研究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國軍隊在那次鎮壓行動中開槍打死了抗議者。她的辦公室是那次大屠殺的一個非正式博物館，她的書架上擺著一個「民主女神」雕像的微型複製品，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們曾在大屠殺發生前不久將「民主女神」雕像豎立在廣場上。上週三，也就是國安法頒佈的第二天，何曉清的一個學生決定在香港四處走走，將這個處於變化邊緣的城市記錄下來。學生髮給了她一張一排中國國旗在風中飄揚的照片。在附近的人行道欄杆上，一個支持被大陸監禁的牧師的橫幅被撕成兩半。「你是一名真正的歷史學者，」何曉清在發給學生的回覆中寫道。

就在老的抵抗標識消失的同時，更微妙的新標識已經出現。一些抗議者開始使用雙關語，給人們聽慣了的東西創造出新含義，這是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用戶為躲避政府審查長期以來使用的方法。
上週三，在香港的一個商業中心區，有人用油漆把中國國歌的第一句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噴到牆上。

在一家商店，曾經掛著抗議標語的地方掛起了近20多張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宣傳海報，其中一張宣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