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二十六日電）數十萬人死亡的代價，該如何衡量？

川普總統和商界領袖們越來越多地質疑，為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而讓美國經濟長期停擺是否明智——這種停滯已經讓數百萬人失去了工作。「我們的人民希望重返工作崗位，」川普在Twitter上宣稱。他還說，「對策不應該比問題更糟（糟很多）！」

從本質上講，他提出了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努力解決的問題：一個社會如何評估經濟福祉和健康之間的取捨？

「經濟學家應該進行這種成本效益分析，」史丹佛大學經濟歷史學家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說。「為什麼沒有人在一個月或一年的停擺帶來的經濟代價和由此拯救的生命之間做一個量化對比？整個學科完全有能力這麼做。但大家還是不願意冒這個險。」一些支持取消當前經濟活動限制的經濟學家表示，州長乃至川普政府都沒有對這些限制的成本和效益做出充分評估。

「我們非常重視拯救生命，」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馬利根(Casey Mulligan)說，他曾在川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擔任過一年的首席經濟學家。「但這不是唯一的考量。這就是為什麼每次到了流感季，我們不會讓經濟停擺的原因。他們忽略了做事的代價。同時他們對能拯救多少生命也毫無概念。」

不過，經濟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倒是普遍認為，取消這些限制將使更多的人死於這種病毒，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幾乎不會給經濟帶來什麼長期的好處。密西根大學的經濟學家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表示：「引入成本效益框架是有幫助的，不過一旦你這樣做了，得到的結果將是壓倒性的，你無需更多細節就知道該怎麼做。」

沃爾弗斯說，只有在一種情況下，解除限制的好處會超過失去生命的代價，那就是「流行病學家在死亡的問題上對我們撒謊了」。

權衡人類生命的經濟成本似乎不可避免地顯得愚蠢。但是，社會也重視工作、食物和支付帳單的錢等事物，以及滿足其他需求和防止不相關的不幸的能力。

范德比爾特大學的經濟學家基普·維斯庫西(Kip Viscusi)表示：「讓人變窮也會對健康造成影響。」維斯庫西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直利用經濟方法來評估政府監管的成本和收益。失業者有時會自殺。如果窮人生病，他們死亡的可能性會更大。維斯庫西估計，在整個人口中，經濟每損失1億美元的收入，就會導致一起額外的死亡。

政府機構定期計算這樣的取捨。例如，美國環護署設定了一個標準，每拯救一個生命的成本約為950萬美元，將其作為是否清理有毒廢物場地的決定基準。

其他機構使用類似的方法進行量化評估，以決定是投資減少十字路口的事故，還是加強工作場所的安全標準。農業部有一個計算標準，用來估計食源性疾病的經濟成本——醫療保健、過早死亡、非致命病例造成的生產力損失。

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決定冒險把這種想法應用到冠狀病毒大流行上。在發布的一篇論文中，西北大學的埃辛鮑姆(Martin S. Eichenbaum)和雷貝洛(Sergio Rebelo)，以及柏林自由大學的特拉班特(Mathias Trabandt)使用了美國環保署的數字，分析在不造成經濟成本超過收益的情況下減緩疾病傳播的最佳方法。

即使沒有政府強制的封鎖，經濟也會急劇收縮，因為人們為防止傳染，會選擇遠離工作場所和商店。在這種情況下，埃辛鮑姆和同事們估計，到2020年，美國的消費者需求將減少8000億美元，降幅約5.5%。

根據流行病學預測，當病毒不受控制地傳播時會迅速擴大，感染半數以上的人口，然後群體免疫才會減緩其進程。假設感染者的死亡率為1%，那麼大約170萬美國人將在一年內死亡。通過減少經濟活動來遏制病毒的政策，可以減緩病毒發展並降低死亡率，但它也將帶來更大的經濟代價。

埃辛鮑姆及同事們說，既考慮經濟損失又考慮生命的「最優」政策需要實施一些大大減緩經濟增長的限制措施。按照他們的評估方法，2020年，消費下降超過一倍，達到1.8兆美元，但死亡人數減少了50萬人。這相當於每挽救一條生命就損失200萬美元的經濟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讓經濟衰退變得更糟，」埃辛鮑姆說。但一個重要的推論是，這種犧牲是有限度的：超過某個限度，為了拯救更多的人而失去更多經濟活動就不值得了。

他指出，這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中的假設，它是為了表達取捨的量級。經濟學家們仍在作調整。如果考慮到醫療系統可能會被Covid-19的病例壓垮，從而增加死亡率，那麼成本效益比將會改變，因此會有必要以更快的速度實施更劇烈的封鎖措施。

歸根結底，這是在衡量生命的價值。196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C. Schelling)提出讓人們為自己的生命定價。通過觀察人們願意花多少錢來減少死亡率——購買單車頭盔、在限速範圍內行駛、拒絕購買附近存在有毒廢料的房屋，或者做工資更高、風險更大的工作——政府機構可以計算出一個標價。

不過，這可能會導致一些奇怪的數字。正如澳洲倫理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所指出的，在貧窮國家，兩三千美元就能挽救一條生命，然而他們仍然任由許多人死去。「和900萬美元比起來，」他說，「簡直不可思議。」再納入死者的年齡，討論會變得更加敏感。它提出了一個問題：拯救一個80歲老人的生命，和拯救一個嬰兒的生命，有同等的價值嗎？

曾為歐巴馬政府工作的法律學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是白宮負責這類評估的辦公室主任，他曾提議將政府政策的重點放在拯救生命時長上，而不是像其他國家的慣例那樣，僅僅關注生命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拯救年輕人的項目，比另一個同樣的拯救老年人的項目更好，」他寫道。

在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時期，美國環保署曾試圖朝著桑斯坦喜歡的方向前進。為了計算監管發電廠煙塵排放的立法的成本和收益，它必須計算出降低過早死亡率的價值。它沒有像過去那樣，為每拯救一條生命估價610萬美元，而是採用了年齡折扣：70歲以上的人只佔年輕人生命價值的67%。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等機構對此強烈反對。於是美國環保署放棄了這個想法。「我再說一遍，美國環保署不會在做決定時使用年齡調整分析，」當時的環保署負責人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辯稱。然而，在對所有人的生命一視同仁的同時，該機構無形中造成了年輕人剩餘生命的貶值。

無論老年人的經濟價值如何，Covid-19對他們來說似乎更致命。但川普宣布，在面臨最大風險的人得到保護的同時，經濟在未來三週內也會是「蓄勢待發」的狀態。「老年人將受到保護和關愛，」他在Twitter上寫道。「我們可以同時做到兩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