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院通過社會殷殷期盼的「促轉條例」，部分國民黨人竟指這是清算鬥爭、寃寃相報，法界亦有人擔心促轉委員會破壞權力分立原則。前者認為「促轉條例」只針對國民黨執政時期，去除威權象徵及不當黨產就是清算鬥爭，追究並還原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真相就是寃寃相報。後者只看到促轉委員會得指揮憲警配合辦案，不知它是行政院二級機構，任命須經立院同意，會內決議要出席委員過半同意，還要面對如狼似虎的網民、名嘴及媒體監督，根本無法越權行事。

事實上，促轉條例及促轉委員會只算「遲來的正義」。當全世界許多民主化國家都已完成轉型正義，如南歐及南美民主化後審判前軍事政權，前東歐民主化後審判前共產政權，台灣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卻只有補償而無真相，以致政黨「黨國陰魂不散」、司法「威權餘毒未除」，這才是台灣民主化最大的缺憾。為了民主法治的正常化，為了族群及社會和諧，不只該還受害者及其家屬真相與正義，公民社會也需靠轉型正義推動還差「臨門一腳」的進步與成長。

而既然是為民主法治正常化、為族群及社會和諧，「轉型正義」就不可能是清算鬥爭及寃寃相報。南非的「以真相交換和解」已成台灣大多數人追隨的典範。蔡英文從今年二二八七十週年到近日都一再宣示：「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和解，而不是鬥爭，這是政府會堅持的原則。當所有人民能夠一起面對過去，整個國家才能走向未來。人民不再因痛苦的歷史記憶而相互仇恨，台灣就會蛻變成一個不一樣的國家。」

而所有轉型正義中，南非的「真相交換和解」應屬最圓融了。通過真相追查、公開審訊、認罪、寬恕、和解，加害與被害雙方完成了「國族靈魂大反省」儀式，化除種族隔離歷史的歧視與怨恨，全國歸於統一團結。屠圖記錄南非轉型正義的《沒有寬恕就沒有和解》一書告訴我們：

「協商、和平對話、寬恕與和解，主要是在原有的敵人中進行。因為在這個多民族國家中，互視為敵人的雙方是潛在的盟友，現在或將來更可能是朋友、同事及合作夥伴。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選出的政府，就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聯合政府。」「如果今日的敵人能夠想像彼此化敵為友，並開始行動實現友誼，那和平就可能來到。如果他們協商時，能考慮對方的需求（特別是心理接受度），那結果就會更好。願意做出讓步，是勇敢而不是懦弱。」

誠然，屠圖也指出，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中，他們發現許多種族隔離制度的支持者，一有機會就謊話連篇（如同今日台灣汚衊促轉條例是清算鬥爭、寃寃相報的人）、肆無忌憚、毫無悔意。但保持耐心、同理心及善意，引發人心中的善念，對方最終還是會認錯、配合，達成雙方和解的。

廿世紀及更早以前，世界各國對前政權重大歷史罪惡的處理不出「報復」與「遺忘」二途。前者固然能「以儆效尤」，卻有可能「寃寃相報」。後者則縱容不義，讓迫害元兇幫兇「死不悔改」，變相鼓勵「故伎重施」。轉型正義以和解而不是以報復及遺忘為目標，是廿一世紀新趨勢。路蒂·泰鐸在廿一世紀前夕推出的《轉型正義》一書，即在找尋「替代懲罰」又能「深化民主」的更佳方式。

泰鐸提出：在「政治巨變」（專制轉為民主、迫害轉為法治）時期，探究過往的邪惡歷史，是「重建集體」（整個國家及社會）的必要手段。後繼政府有「糾錯」責任，不但要使真相廣為人知，形成國家歷史（記取歷史教訓）的一部分，而且「還原真相，就能回應受害者對正義的要求，促成國家和解。」

建立正常司法制度及促成國家和解，比「以牙還牙」的報復更符國家利益。這就是轉型正義的新方向。南非的「以真相交換和解」（加害者坦承犯行以獲得有條件赦免及被害者寬恕，再以寬恕促成社會大和解）是轉型正義成功的例子，追隨南非典範的台灣不該也不會走向清算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