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中國舉重隊女隊主教練張國政最近遇到了一件煩心事，也許一直到2020年東京奧運舉辦之際，他將依舊為此寢食難安。

「天津全運會看得我直皺眉頭，可以說是中國女舉在近幾屆全運會水平最低的一屆！」

說起9月份閉幕的全國運動會，張國政感慨連連。如何挖掘新人備戰東京奧運會，成為他全運會後面臨的最大挑戰。

張國政並非危言聳聽。今年全運會女子舉重7個級別比賽中，有5個級別的冠軍成績低於上一屆全運會；尤其是中國女舉的優勢級別75公斤級，冠軍成績竟然比上屆全運會低了25公斤之多！中國女舉成績整體下滑成為不爭的事實。

全運會前後，新華社記者在不同項目國家隊進行調研採訪中發現，像張國政這樣憂心忡忡的教練還有不少。備戰東京奧運會，中國體育仍受比賽規則把握不夠精準、大賽經驗欠缺、人才青黃不接、情報搜集不力等問題制約。如何實現東京奧運大捷，無疑在考驗著中國競技體育領導者和執行者的智慧和膽識。

部分優勢項目裡約低迷引反思

諸如羽毛球、體操這些中國體育的「夢之隊」，在去年裡約奧運賽場上遭遇「夢魘時分」。當時，中國羽毛球僅獲2金，射擊僅得1金，體操斷崖式崩盤，寸金未得。

業內人士表示，最大問題出在對項目發展規律、訓練理念上出現偏差。

對規則理解不透、應對不足，是中國體操和射擊等項目在裡約暴露的問題。體操隊領隊葉振南對記者表示，裡約失利源於中國體操界對國際新規則理解不夠透徹，過於強調動作難度，忽視細節導致扣分。展望東京奧運會，葉振南說：「我們的選手還是很有實力的，裡約奧運會輸在『最後一公里』，我們不甘心。」

中國射擊隊領隊肖昊鵬回憶裡約表現時說：「射擊比賽規則修改之後，比賽觀賞性和不確定性大增，中國選手顯得不夠適應，影響了發揮。」

此外，比賽、訓練的關係沒有理順也是一些項目面臨的問題。葉振南說：「上個奧運週期我們參加的國際賽事相對較少，外國裁判對我們選手缺乏瞭解，而體操是個打分項目，這也是我們包含藝術表現力在內的完成分不高的原因之一。」

在今年10月舉行的體操世錦賽上，中國隊以3金1銀2銅的戰績高居獎牌榜榜首。葉振南對此保持清醒頭腦。他說，由於裡約奧運會後一些國家進行了新老交替、一些優秀運動員尚未開始系統性訓練，而中國隊隊員因為要準備全運會所以狀態保持得比較好。因此，世錦賽並非各國選手真實實力反映。

他說：「現在就說我們已經觸底反彈還為時過早，但可以說裡約的失利讓我們在東京奧運會時處在一個拚搏衝擊對手的位置，這可以算一個心理上的優勢。」

備戰東京奧運受到多方掣肘

一個奧運週期時長四年，但我們真正的備戰要從全運會後才正式拉開大幕。如此說來，實實在在的備戰時間不足三年。新華社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人才青黃不接、待遇偏低、教練流失、金牌理念混亂迷茫、情報搜集不力等都是目前備戰工作中存在的較為急迫的問題。

在被稱為奧運奪金「大戶」的中國舉重隊，老運動員去留未定、新生力量不足問題困擾著男隊、女隊兩位主教練。男隊主帥於傑說：「裡約奧運會金牌得主龍清泉、倫敦奧運會冠軍呂小軍一個28歲、一個33歲，能否堅持到東京奧運會很難確定。」

按訓練計劃，挖掘新人的計劃今年就該實施。張國政為此頗感為難：「從全運會來看，中國女舉人才斷檔、年齡結構偏大；有的級別高水平的選手太少，只有獨苗苗。」

待遇偏低、國家隊津貼十年不變，也成為影響一些優勢項目的教練員和運動員備戰心態的因素。例如在中國舉重隊，倫敦奧運會男子77公斤級冠軍呂小軍從所屬單位天津體育局領取每月3000多元工資（稅後），再加上國家隊的津貼2000多元，他的月收入一共5000多元。

呂小軍的教練2007年就進入國家隊，這裡的津貼標準十年沒變。他說：「我在國家隊的津貼每月3000多元，運動員和教練員的待遇確實需要提高。即使運動員拿到世錦賽冠軍，這一年的收入也就十幾萬；沒有拿到好成績的運動員，每年的收入就只有工資加隊內津貼了。」

國家體操隊運動員、教練員的待遇與舉重隊相似，領隊葉振南說：「教練員們除了訓練還要養家，大家都有一定的生活壓力。比如世錦賽冠軍的獎金為8萬元，這還是很多年前制定的標準。」

據記者瞭解，提高運動員和教練員待遇、細化獎勵激勵機制已經被國家體育總局提上議程，有些國家隊經過改革後已經讓大家嘗到甜頭。例如中國冰球協會5月就公佈了中國國家冰球隊的薪資標準，入選國家隊的運動員最高月收入稅後可以達到四萬元人民幣。

待遇低，壓力大，這間接導致中國優秀教練員的流失。葉振南對此深有感觸。他說，俄羅斯和羅馬尼亞體操實力大不如前，都是因為教練流失到西方國家。中國一些優秀運動員退役後不願留隊當教練，要麼選擇到西方國家當教練，要麼進軍商界、進入行政管理部門，長此以往將直接影響一些優勢項目的執教水平。

中國體操就是典型一例。葉振南說，幫助中國體操隊在北京奧運會創造前所未有輝煌的教練班子，到裡約奧運週期只有黃玉斌一人還在堅守，其他人都在美國各個俱樂部任教。相比之下，日本體操界從運動員轉行成為優秀教練的比比皆是，很多運動員教練員都出自體操世家，事業的傳承做得非常好。

奧運金牌大戰也是情報大戰。與日本由本國體育廳牽頭建立體育情報大數據中心相比，我國的情報搜集和分析有些落後。中國摔跤隊教練許奎元表示為此頭痛不已。他說，中國選手備戰東京奧運要針對不同對手進行專門訓練，但目前缺乏錄像資料，也無專業人士參與，只能自己動手到網上搜索資料和其他教練隊員分享。中國射擊隊也存在類似問題。

中國體操隊格外重視情報搜集，有專人負責。葉振南表示，從今年世錦賽表現和中國隊獲得的信息來看，日本男隊的水平在裡約奧運會後有了進一步提升，除了在男子團體和個人全能上的傳統優勢外，日本在跳馬和單槓項目上也冒出潛質很高的新人，而日本女隊聘請俄羅斯教練後成績上升很快，喊出衝擊女團獎牌的目標，對我們形成更大的競爭壓力。

除了上述問題需要解決外，促進中國競技體育長遠健康發展更需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金牌觀。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教授盧元鎮說，我們反對「唯金牌論」，但不能否定金牌的價值，不能忽視競技體育崇尚競爭的文化。

首都體育學院校長鍾秉樞認為，淡化金牌並非不要爭金奪銀，現在有些輿論對競技體育的目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我們有些運動員的精神境界與國外運動員相比存在差距，備戰東京奧運會亟待重新認識「金牌」和「超越自我」的內涵。

權宜、長效措施雙管齊下破除奧運危局

目前世界主要體育強國美國、俄羅斯、英國等對奧運金牌都異常重視，客觀上對中國在東京奧運會可能獲得的獎牌數量造成擠壓。要想破除東京奧運危局，專家和體育界人士建議，要使用權宜和長效措施雙管齊下，在對策上要打好「組合拳」。

距東京奧運開幕不足三年，「賽事驅動」和「規則研判」應成為備戰東京奧運的「非常手段」，要科學安排國際比賽，最大限度通過對抗提升隊伍能力。對此，需要在多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規劃。

此外，還應重視國內重大賽事和奧運會之間的銜接。鍾秉樞建議，將全國錦標賽等比賽的成績與奧運選拔機制相結合，同時探索國家隊與地方隊之間在賽前選拔、賽中訓練、賽時激勵、賽後總結等方面形成有機聯動。

業內專家認為，在最近兩個奧運週期，射擊、體操等項目的規則經歷過較大變化，對規則的不適應成為射擊、體操等隊伍在裡約奧運會上表現不佳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乒乓球、跳水這樣的傳統優勢項目，也不斷面臨規則變化。備戰東京奧運，各支隊伍需要研究並吃透新規，吃透規則之後，就需要進行針對性訓練。

比如，裡約奧運會女子4×100米接力預賽，本已出線的中國隊因美國隊上訴導致重賽結果無緣晉級，這件事情已經給我們發出警示：中國要想在國際體育事務中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要在尊重和熟悉規則的基礎上，學習利用規則，爭取權利。

另外，我們也要積極參與國際體育組織的工作，廣交朋友，提升中國競技體育的國際話語權。我們不能只是被動地研究規則、順應規則，更應積極爭取成為國際體育組織的領導者，參與規則的修改制定。

葉振南說：「體育活動中我們也要有大國外交的風範。提升國際話語權、廣泛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擴大中國體操技術的影響力，這對我們的選手在奧運會等世界大賽上取得好成績也非常重要。」

培養優秀的體育外交人才已是日本、俄羅斯、英國等國家的體育部門必備任務，日本奧委會下屬的國家訓練中心，有一門課程叫「國際組織領導人培訓營」；在俄羅斯外交學院，還有專門對退役知名運動員進行培訓的「體育外交系」。

此外，提升科技、信息保障，加強對手信息收集能力，創新訓練手段以及在東京奧運會期間加強對參賽運動員的保障，也是備戰東京奧運會的速效「非常手段」。這點日本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裡約奧運會期間，他們在距離奧運村步行10分鐘的地點設置了「多途徑服務保障中心」，通過提供綜合性、戰略性的服務保障，提升運動員大賽臨場發揮，幫助運動員獲得更多獎牌。

速效「非常手段」也許可以立竿見影，但是從長遠來看，正在修煉「內力」的中國競技體育更需要長效機制建設。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運動員和教練員普遍鬥志昂揚，但在備戰措施、人才選拔、教練遴選、整體規劃等方面仍存在著困惑和迷茫。

回憶國家隊在歷屆奧運會的起起伏伏，葉振南表示，漢城、雅典和裡約奧運會的失利「並非對手打敗了我們」，而是我們隊伍「在訓練、管理和決策方面出現了問題。」他說：「中國隊在今年世錦賽的表現提振了我們打好東京奧運會的信心。我希望有關方面能盡快在頂層設計上明確國家隊的管理體制，明確責任，理順關係。」